山盟海誓，始终如一——我与秀涓的夫妻情
    这里叙述的，是我和老伴丁秀涓的故事。记录在案，是为了傾诉自己的感情，也可给儿孙们留做纪念。
    飘然而至的大家闰秀
    1947年2月22日，重庆，我第一次见到丁秀涓。
    那时，我因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，被学校暗中开除。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学院；到了学院所在地重庆南温泉白鹤林，叔父嫌学校太红，不给钱交学费，无法上学；联系去解放区的当天，《新华日报》被国民党宪兵查封。我只好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，我大姐李国煜在这里工作。
    这天下午，我在楼下阅读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一位姑娘飘然而至，落落大方，颇有大家闰秀之风。她问：“你是李国煜的弟弟吗？”我点头称是，意识到她是丁秀涓。大姐说过，丁秀涓是她的好朋友，下午要来看她。丁秀涓上二楼去了，我继续阅读。
    这一天，成为我们终身的纪念日。
    她当了我的数学教员
    大姐要我复习功课，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。我喜爱文学，但拿起数学书就头昏脑胀。对考上燕京、复旦，毫无信心。大姐常上三楼来，检查我自学的情况，每次都发现我在写那些充满战斗激情、追求自由解放的新诗。
    出于多种考虑，大姐让我搬到位于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，由我的挚友王竹（破晓社成员）解决住处。她又请在重庆大学先修班读书的丁秀涓，为我补习数学。王竹因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远征军，躭误了学业，也愿意参加补习。这样，我和王竹一周两次去重庆大学，听丁秀涓老师讲课。
    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很快成为朋友。秀涓出生于一个大家庭，父亲一支早已破落，幼年又失去母亲，生活艰难。冬天，她的奶奶带着她和妹妹睡觉，合盖一床棉被，铺的是草蓆。秀涓学习努力，成绩优秀，参加成都市中学生数学比赛获第一名。她的四伯父、银行家丁次鹤，认为她有出息，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，供她读书，表面上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。秀涓的志愿是考上清华大学、学化学、当居里夫人。她对人热情，常穿一件阴丹蓝布的旗袍，显示出苗条而丰满的体形，我很喜欢她。
    补习的地点，在重庆大学工学院旁的土堆上，每次讲一个多小时。王竹似乎听懂了，我却经常“坐飞机”，还不敢多问。回去做不出习题，还会受到以“助教”自居的王竹的申斥。通常，补习完后三人就聊天。我已入党，在成都常参加学生运动，讲起时事、革命、理想、个性解放，我“头头是道”。不久，我和王竹介绍秀涓参加了破晓社重庆分社。以后秀涓对我说：“我从没接触过像你们这样有理想的人，特别是你，既热情又活泼。”
    47年6月1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逮捕，我被抓去关了四天半。秀涓和王竹协助大姐营救我。被释放以后，我和王竹去看秀涓，她问这问那，显得很心疼，并送我去学校男生浴室洗澡。想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我更无心学数学了。那年传说高考将在成都举行，我和王竹到位于长江小岛上的珊瑚坝机场，乘飞机回成都。大姐和秀涓去机场送行。
    实际的高考场地仍在重庆。我回成都后生眼病，未能参加高考。秀涓在重庆参加高考后回到成都，第二天就来看我。我戴着墨镜，坐在小床上，情绪低落。秀涓一见我，就问我在重庆上飞机前，为什么不回头看她一眼？我无法回答。当屋里只剩我们两人时，她在我右脸上亲了一下。几十年来，这件事一直没有争论清楚：我说这是她爱我的表示；她说是把我当成弟弟才亲我的。天知道！
    秀涓高考的成绩很好。北洋大学和重庆大学都录取了她。遗憾的是没能考上清华大学：尽管数学考得很好，交了头卷，但英语差了一点。她上清华的梦，是几十年后，由她的外孙齐齐替她实现的。
    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
    秀涓亲我的那一下，点燃了我心中爱情的火花。
    马上面临一个关键问题：秀涓究竟上北洋大学，还是重庆大学。如上北洋，她将去天津，两地分离，一切泡汤。第二次见面，我开门见山地向秀涓表示我喜欢她，期盼发展更深的感情，希望她留在重庆。女孩子毕竟慎重多了，经过反复讨论，她只同意选择重庆大学，对我和她的关系，则没有明确表示。暑假结束，她又回重庆了。
    我不断地给秀涓写信。信上不便直接讨论我俩的关系，怕她关门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：每封信都落款“居·李致”。不言而喻，她想当居里夫人，我就当居里。我毫无化学知识，那有资格当居里？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她很聪明，当然明白我的用心；我则机动灵活，可攻可守。
    47年12月，我的眼病刚好，立即去了重庆。王竹已去四川大学读书。我在重庆大学体育场上找到秀涓，她身穿运动服，正在打排球。
    秀涓的顾虑有三：一是她比我大两岁；二是她喜理科我好文科；三是我有四位姐姐，担心不容易处好关系。我戏称这是压在我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。显然，她并在乎我是个“考不上大学的穷学生”！不知经历了多长的时间，也不知在体育场（即现在的团结广场）来回走了多少路，我们无法达成共识。我的态度是：立场坚定、求同存异、不断讨论、决不放弃。人说“精诚所至，金石可开”，我终于在“持久战”中取得胜利，推倒了“三座大山”。1948年，我写过一首诗，《给秀涓》，很幼稚，但反映了我当年的情感：
    清晨/大地弥漫着雾/杨子江咆哮地奔流着//我到原上/第一个等待的/不是日出/而是你/亲爱的小丁
    不是把你交付给我/也不是把我交付给你/是呵！是我们把自己交付给革命//在战斗中我们是同志/在学习中我们是朋友/在生活中/我们才能是伴侣
    忠实于理想的/才能忠实于爱情//离别算得什么/你的心在我心底
    像天下恋人一样，我们有过许多山盟海誓。
    投身革命，放弃做居里夫人的愿望
    1948年，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重大胜利。
    根据以往在成都搞学生运动的经验，我和秀涓组织了一个“大家读书会”，成员有来自重庆大学、四川省立教育学院、南开中学等几个学校的、十五六个追求进步的学生。每周一次聚会，阅读《观察》《世界知识》等刋物、唱进步歌曲、讨论时局、关注中国之命运。这时，秀涓已是我组织活动的主要助手。
    这些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。我们住在重庆大学刘家坟（校门右辅食部旁边）的一间小屋里。这是秀涓的一位远亲学长留下的房子。一天上午，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（50年被镇压），突然带领几个人，说是来回收学校的家具。实际是搜查，若发现问题还可能抓人。幸好我已有一些警惕，头天晚上刚把所有进步书籍，藏到了竹篾片编织的顶蓬上。侯枫一无所获，仅搬走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。搜查的时候，秀涓在上课，只有我和她的妹妹在家。秀涓回家后，我们商量，读书会的地点和活动方式，要有所改变。
    49年1月，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，到刘家坟找到我，任命我为川西地下党派遣组沙磁区（实际包括北碚和小龙坎）工作组成员。他讲清了当前的形势，教了我许多斗争策略和方法。他还批评了我的服装和发式（他戏称为“俄国囚犯式”），说我这个样子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。我汇报了大家读书会成员的情况，洪德铭决定分别吸收他们加入地下社“民青”（民主青年联合会）。他还决定吸收秀涓入党，由工作组组长刘康办理组织手续。
    秀涓入党后，归刘康领导，负责重庆大学的“民青”工作。开初她有些紧张，有一次我独自去北碚开展工作，她很担心，还流了眼泪，但很快她就敢于大胆工作了。1949年春，爆发了有名的“四二一”学生运动。这次运动很成功，由“尊师”“争温饱”到“反迫害”，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参加，既显示了力量，又避免了伤亡。运动取得了胜利，我和秀涓却有所暴露。组织上决定我、秀涓和康大钧同志，撤退到成都开展工作。
    秀涓的暴露，还有另一个印证。秀涓的四伯父丁次鹤身为银行家，与国民党张群等上层、地方势力刘文辉等都有交往，也保护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。一天，国民党军统大特务徐远举（小说《红岩》中的徐鹏飞的原型）到四伯父家打牌，让四伯父把秀涓叫出来，当着四伯父的面，对秀涓说：“我是照顾你家老人的情面，才来提醒你；你绝不能再与你们学校里的那些坏学生混在一起；不然，……”秀涓问：“徐伯伯，请你告诉我，哪些人是坏学生，我才好同他们断绝往来呀。”徐远举说：“你真狡猾，要在我这里摸底！”徐远举警告丁秀涓，是因查获一位叫梅世蓉的同学给秀涓的信。梅世蓉在信中谈了较多不滿现实的话。这说明，秀涓已上黑名单，但她并不害怕。
    回成都后，我们积极开展活动，秀涓负责大学方面的“民青”工作。解放前夕，四川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孙淑云、新生院学生会的副主席何文波，都是秀涓联系的地下党员。49年9月，我和秀涓到重庆汇报工作，秀涓冒着危险，把毛泽东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带回成都。她还学会了刻腊版，油印必要的文件和宣传品。解放初期，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同志，要她刻了一张地下党员的登记表，地下党在成都登记的同志的档案中，应该还保留着秀涓的笔迹。
    为了革命，秀涓放弃了做居里夫人的愿望。
    为了家人，她总是牺牲自己
    1948年8月，我和秀涓结婚。53年有了女儿，58年有了儿子。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秀涓生这一儿一女，是对我们家的贡献。
  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和秀涓都分配在青年团工作，50年，秀涓在中央团校学习，毕业后任团重庆沙磁区工委宣传部长。52年，中央号召学理工科的干部归队，秀涓被调到重庆特殊钢厂中心实验室，任党支部书记、副主任。以后，我每隔几年调一次工作：从团沙磁区工委、团重庆市委、团四川省委，到共青团中央。一般说，我上调是因有了一定的工作成绩，被委以更多的责任；秀涓的调动，则是“照顾夫妻关系”，新单位并不了解她。等她做出成绩，组织上准备对她另作安排时，她又因“照顾夫妻关系”随我调动了。秀涓既懂业务，又有工作能力，这种调动埋没了她的才干。特别是两次的调动，套级别和工资时都不是就高，而是就低；而当时调动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。这对她是一种“伤害”。而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，又不愿向组织上开口要求待遇。她很委屈，但为了家庭，只好“认”了。
    我们注重对孩子的教育。主要是身教言教，不采用“打”的办法。据我的记忆，也是秀涓告诉我的：有一次，八九岁的女儿带着三四岁弟弟，没有对家里的人讲，跑到宿舍对门团成都市委机关打乒乓球。秀涓下班回来找不到人，很着急；找到以后，秀涓违反了“胁从不问”的原则，打了一下儿子的屁股。当时是冬天，儿子穿着厚棉裤，可能并不痛。我们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：孩子不可能不犯错误，犯错误不要紧，但一定要诚实；只要讲真话，可减轻或免于处分。执行这个原则的事例颇多，以至我的外孙简化为“诚实了就不挨打”。我和秀涓在学科上均有偏好。为让孩子全面发展，我们分工：秀涓着重培养孩子对数理化的兴趣，我着重引导孩子喜欢文史地。从两个孩子的成长来看，这个目标是实现了。可惜我不爱运动，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。
    “文革”时我们家一度分居四地。69年女儿不满16岁，去黑龙江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。女儿白天积极劳动，晚上自己学习。此事竟受到批评，说她“不想扎根边疆”，以至影响她入团。我和秀涓都支持女儿学习。秀涓认为：无论社会怎样变化，都需要文化科学知识。71年春女儿探亲，回程在车站等候火车的一个多小时，秀涓竟为女儿讲完了一本高一数学课本。73年秋，在胡耀邦和戴云的帮助下，秀涓一人去北大荒把女儿接回北京，再让女儿回四川农村插队。女儿在农村表现很好，被推荐上大学，但体检的照片却把女儿的感冒误当成结核。当时，我因眼病住院，秀涓正患着神经官能症，思维和语言均不清楚，她“背”下我教她说的每一句话，带病去内江专区有关部门说明情况。我在医院提心吊胆，等她回来。女儿从重庆大学毕业后，无论是到上海学英语、去加拿大作访问学者、以后再次出国，都把外孙齐齐托付给秀涓。秀涓对齐齐的照顾十分周到：管学习，管生话，许多事亲自调查，连一个“歪”同学欺负齐齐，她也要去学校讲理。秀涓不喜欢小动物。齐齐有一只名叫多多的小狗，他出国前请外婆收留多多。秀涓勉强答应、逐步喜欢、进而主动关心。秀涓不了解动物习性，担心晚上关了灯，多多看不见走路。我开玩笑说，只有请外祖祖给多多配一个手电。齐齐现已在美国取得搏士学位，他最爱外婆。
    在秀涓的影响下，儿子的数学也不错。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举办算术百题赛，他获得优胜奖。儿子在四川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，秀涓积极支持他出国读博士。儿媳有身孕，秀涓照顾她生孩子；儿媳去美国伴读，秀涓又为他们照顾孙女，不满两岁的孙女，宣称“最爱”奶奶。92年我们去美国探亲，秀涓每天教孙女算数。
    我们小家有一个传统，从64年到北京开始，常爱坐在一起“清谈”：交流思想、议论时政，戏称过“组织生活”。那时的住房狭小、没有客厅，四人就坐在大床上“开会”。以后只要团聚，就要过“组织生活”：谈近況，讲见闻，发表观点，还要就家庭的若干“历史”问题做出“决议”。通常是各抒己见，求共存异，不强求一致。有个话题，讨论了十几年尚无共识，每次表决结果都是二比二，但大家仍有兴趣继续议论。秀涓总是为大家准备一点“吃的”，然后参与“辩论”。
    秀涓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，难以说清。
    最重要的是患难与共
    秀涓比我能干，对我各方面的照顾很周到。
    我年轻时很活跃、也大胆，喜欢登台朗诵诗歌，模仿著名话剧演员表演台词，随心所欲地歌唱，青年学生比较喜欢我，但也引起了个别领导的不快。一有机会（如年终监定、各种运动），这位领导就动员有关同志借着某些小事，上纲上线地批评我。若干年后，有几位早年参与批判的同志，为此向我道歉。秀涓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她不许我在公众场合朗诵、表演和唱歌。推而广之，50年代我两次出国，感受很多，秀涓一再提醒我不要到处对别人讲；工作稍有成绩，她就叮嘱我“夹起尾巴做人”。这类告诫，实际上保护了我。
    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秀涓能与我患难与共。
    1955年，全国开展“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运动。这是一个大寃案，不幸我也被卷进去了。秀涓对我没有任何怀疑，她鼓励我正确对待。我被隔离、也不许秀涓回家；要我交待、写检查、接受批判，达半年之久。公安局抄家，连同秀涓在工厂的宿舍也被搜查。这对秀涓是很大的压力。工作之余，她学着为我织毛衣。幸好她所在工厂的党委书记李原和厂长刘培礼，是从老区来的干部，经历过40年代延安的“抢救”运动，他们没有歧视秀涓，还安慰秀涓“运动后期会得出正确结论”，叫她不要背包袱。
    更大的灾难，是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    65年，秀涓在学部（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）经济研究所工作。“文革”一开始，“造反派”围攻所领导，秀涓了解这位同志，站出来讲了几句公道话，立即被打成“保皇派”，孤立起来。她每天下班回家，都会经过我家楼前的一条小巷。从公用厨房的窗户，可以看见这条小巷的起点和尽头。傍晚，我站在窗前等她，只要一看她的脸色，就知道她的这一天，是否过得顺利。
    66年5月，我刚从辽宁参加“四清”回来，仍主持《辅导员》杂志的工作。一两个别有用心的人，趁机公报私仇，大肆揭发我的“罪行”，少年部副部长孙德胜，先给我戴上一顶“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”的帽子，再让我靠边站，写检讨，做脏活（打扫厕所）、累活（推装有四百斤浆糊的三轮车）。尽管秀涓为我不平，仍开导我说：这次是“审查干部”的运动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。我表示不怕劳动，但如给我挂牌子，戴高帽子，侮辱我人格，我决不会接受。她又反复劝我：要能屈能伸，不要与群众对立，以小失大。在所谓“一月风暴”中，我被夺权。那是些充满白色恐怖的日子，我只能从秀涓那里，得到安慰和鼓励。
    “造反派”打内战、“大联合”；68年清理阶级队伍。我被冠以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“小爬虫”的帽子，关进“牛棚”，长达11个月。好在我有思想准备，在进“牛棚”的前一夜，我要秀涓不要担心，我会经受住这次考验。我做出三条承诺：第一，绝不会自杀，就是人家诬蔑我自杀，她也不要相信；第二，不是我的问题，不管多大的压力或诱惑，决不承认；第三，更不会为了自己去诬陷别人，绝不卖友求荣。秀涓一再嘱咐我要坚强，准备承受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。她说：“我不担心你自杀，自杀不仅说不清问题，还会背上‘叛徒’的罪名。”“我一定照顾好孩子，按月给你母亲写信寄生活费。不管最后是什么结论，我一辈子和你在一起。”她的每一句话，都给我增加了力量，使我免除后顾之忧；无论将会遇什么坎坷或深渊，我毫无畏惧！第二天，我果然失去自由，被关进“牛棚”；我高喊口号，抗议“造反派”的粗暴行为！以后，我写过一组《“牛棚”散记》，描述其中生活，不再重复。“牛棚”离我家很近，抬头就能看见灯光；也离我家很远，我和亲人如隔天涯。我挂念着秀涓的安危，每天晚上抬头看她住房的灯光。灯亮了，说明她回家了，这一天平安度过，我的心落下。小屋的灯光，牵动着我对秀涓和两个孩子的无限思念。
    那个与“母蚊子”自动对号的人，两次在所有“牛鬼”都放假回家时，单独关我一个人，不让我回家。我曾为此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。但我突然意识到：“母蚊子”的目的，就是想用各种办法把我整跨，我怎么能配合她来打倒自己呢？何況我还有年迈的母亲、患难与共的妻子、两个可爱的孩子！母亲远在四川，孩子还小，秀涓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候，这样坚定地支持我，我要坚持！我对秀涓充满感激，终身难忘。
    秀涓乐于助人。“文革”中，重庆武斗，三位老朋友避难逃到北京，生活困难。秀涓主动去看望他们，拿出多年来好不容易攒下的全国粮票100斤，还有现金，以表支援。
    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们四人在成都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。由于过去无视健康，我出现高血压、高血脂，心脏供血不足等现象。这又成了秀涓最担心的问题。她注意调整我的飲食，支持我去疗养，每年陪我在医院输液，每晚陪我一起散步，督促我按时吃药。1985年，我率川剧团到西欧四国演出，历时40多天，秀涓把每天早中晚应吃之药，分成150多个小包，便于我按时吃药，无所遗漏。
    十七年的苦难
    1993年春，我们从美国探亲回来不久，秀涓病了。
    秀涓患抑郁症：失眠，情绪低落，厌食，等等。其实，早在58年、65年她就有过类似症状，但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。80年代也有过类似症状，又认为是更年期综合症。这一次很明显，她拒食，甚至有轻生行为。
    华西医学院刘协和教授，决定让秀涓住院治疗。初期，她几乎每天都感到恐惧。像发生“文革”似的，感到有人要抄家抓人，要我到门外挡住来探视的女儿，千万不要她进来。
    抑郁症的原因，大约有两个方面：先天因素，与遗传、人的神经系统的构造有关；后面因素，与人成长的环境和经历有关。就秀涓而言，两个方面都存在。童年时期寄人篱下，没有亲生父母的关爱；解放后历经政治运动的恐吓；后来对物价一度迅速上涨的担忧；使她的一生，缺乏安全感。
    就秀涓的思想方法，我长期感到有三个问题：一是万事求全，不能容忍缺陷；二是看问题缺乏一分为二，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面；三是一旦遇到困难，就把它看死，认为无法克服。
    在我们共同生活的60年，我无数次和她交换意见，她承认自己的缺点；我能感到她不断地在与自己、与外部环境抗争；我和家人也都力尽所能地支持她、援助她。不幸的是，她仍然没能逃离抑郁症的苦难。
    秀涓在医院住了两个月。一个单间病房，两张床。秀涓睡一张床，护工睡一张床。我既担心夜间护工睡不好，影响白天的工作；又怕护工睡死了，秀涓有情况时她不知道。每天晚上，我坐在病房门边的一张木椅上睡觉，提高警惕，以防意外。这件事令秀涓很感动，以后无论因为什么“批评”我，她也要先肯定我这一次的“表现”。
    秀涓的病情逐渐好转。她先可以看电视连续剧，如《四世同堂》《咱爹咱妈》《儿女情长》等，以后又可以看书，特别喜欢看有关周恩来总理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书。她说，我能看书，就证明刘教授把我治好了。一些好朋友（如王宇光、罗玉清、郑韻等）来看秀涓时，她情绪很好，交谈正常。王宇光和罗玉清都说过：“你们说丁秀涓病得很厉害，根本不像。”
    不幸，秀涓不慎把股骨摔断了，接得不理想；后脊椎又发生压缩性骨折，从此她坐上了轮椅，一坐就是十多年。她的世界与活动范围变得很狭窄，智力和记忆力也逐步衰退。我很注意她的冷热，随时添减衣物，她有十多年没感冒。
    秀涓的病情出现反复时，经常在上午无理取闹，找出各种小事责备我。我很苦恼，认为自己的晚年很不幸。但到晚上她又检讨，认为错怪了我。我想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秀涓能与我共患难；现在她病了，是她最困难的时候，只是她遇到的困难与我遇到的困难不同，我也要与她共患难：这才是相濡以沫。我的四爸巴金了解这些情况后，明确表示他支持我对秀涓的态度。
    这些年，秀涓很不愿意我外出，因为我在家她才有安全感。早上醒来，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往往是：“你今天出不出去？”我力求多呆在家里。宣传部离休支部组织的各种参观或游玩的活动，无论市区、省内或省外，我一次也没参加。即使必须参加的会议或活动，我大多提前退席，同志们也谅解。她怕孤独，我真心愿意多陪陪她。
    秀涓经常说我们一家本来很好，是她拖累了我，拖累了全家。有一次，秀涓说：“我想早一点死了，免得拖累你。”我问她：“我们两人的感情那么好，你愿意先离开我？”她的脸上充满歉意，马上说：“不！不！我说错了！”。
    秀涓无力关心我了。但她正常时，仍会问我吃药没有？发现我走路朝前倾斜，就要我站直；晚饭后散步，她瞩咐我要带手杖、走慢点。她能做的也就如此了，我十分珍惜。
    十多年前，机关党委曾表扬我为“模范丈夫”，奖金一百元。我表示不能接受这个称号，用中学生的语言，这太“恐怖”了，我把奖金全交了党费。亲友们称赞我尽心照顾秀涓，我说，这很简单，谈恋爱时的山盟海誓，应该兑现。负责到底，始终如一。
    就这样，坚持了十七年。
    尚未走出痛苦的阴影
    2009年5月11日上午8时，秀涓猝然离世。
    上世纪50年代初，在沙坪坝搞工厂“民主改革”时，因经常熬夜，秀涓开始抽烟，继患肺结核。70和80年代，多次患间质性肺炎。60岁生日那天，因为肺炎，没能看成赵燕侠在成都的演出。秀涓是京戏迷，这才痛下决心彻底戒烟，但肺部早已留下隐患。近10多年虽没感冒，但左下肺常有罗音。去年因罗音扩大，曾住院治疗。今年4月下旬，又因罗音扩大，先服抗生素，继去医院输液，罗音减少减轻后，才回家继续服药。她患抑郁症，长期药引起便秘，再长期服通便药。5月10日晚服通便药，入睡前因为咳嗽，她把药吐了出来，药是黑色的。夜里，她不时咳嗽，痰液带着黑色，我以为是通便药的颜色。我基本是清醒的，只要她一咳嗽，我就用纸巾为她檫拭干净，以防痰液被吸入气管。那一夜，我大约迷糊了一个多小时。
    11日晨7时，秀涓醒来，我对她说：今天上午去医院灌肠通便。7时半，在我们家打工十年的小涂，正帮助秀涓穿衣起床，秀涓的嘴角又流出黑液，而且突然没有呼吸了。我马上打电话120，随即赶来的医生，发现秀涓的瞳孔已扩散，心脏停止跳动。医生说，抢救已无实际意义了。
    我大胆问：“是否死亡了？”
    医生答：“是。”估计是在8时左右。还说，流出的黑色的液体可能是血，不是通便药的残余。
    我头脑发晕，全身无力，几乎不能站立。
    秀涓离世远行了！
    我用手把秀涓的眼睛合上、身体放平，最后一次亲吻了她。小涂为秀涓穿上她平日喜欢的衣着；为我和秀涓，留下了最后一次合影。
    我强忍悲痛，向秀涓所在单位科技厅老干处报告，商定丧事办理一律从简；通知秀涓的妹妹和我的四姐，让她们能再见上秀涓一面；与女儿儿子通国际长途，告知噩耗。
    当晚，好心的邻居熊燕，上楼来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。
    女婿在山东，正准备登泰山，连夜赶回。儿子在美国，第三天下午到家。
    5月15日，由科技厅老干处主持，遗体火化。子女没让我参加与遗体告别的仪式。
    我处于极其痛苦、矛盾的状态。理智上，我知道生死是自然规律，无法避免；秀涓走得突然，没有经受更多的痛苦；秀涓一直希望“走”在我前面，她的“愿望”实现。我照顾了秀涓十七年，包括最后一夜，无怨无悔，无愧于心。但情感上，我实在接受不了秀涓一下就“永远离我而去”。60年的风雨，最后这17年的朝夕相伴，我能否做得更好、更周到、能挽留她？
    她好像并没有离去。早上我轻手轻脚地起床，怕把她惊醒；8时，想去叫她起来，怕她睡过头。上午我在客厅时，总看见小涂推她从卧室出来，她向我招手；我在计算机房写作时，隔一会儿就想去客厅看看，怕她仰头打瞌睡脖子会疼，为她垫一个小枕头；经常想去厨房拿茶杯，让她多喝水。下午想提醒她按时喝牛奶、吃香蕉。晚上看电视剧时，想为她解释剧情。夜里从噩梦醒来，我又会听见她问：“你今天出不出去？”
    秀涓无时不与我同在，但我身边又找不到她！
    女儿儿子都梦见过他们的妈妈。昨天，小涂说她梦见老奶奶叫她换尿不湿，我一听就泪水长流。秀涓，十几天了，为什么我一次都没有梦见你？难道你怕我拉着你，不放你走？
    我心疼、空虚、失落、坐立不安，不知该做什么。
    我的眼泪无时不流。女儿劝我干脆大哭一场；我无法放开，因为大哭也唤不回秀涓。
    我实在不甘心：秀涓怎样会这样匆匆地离开我和全家亲人？
    2009年5月25日—28日
    附记
    秀涓远行，未敢告诉八十九岁的大姐。大姐的陪伴对她说，秀涓到美国玩儿去了。今天大姐问我：“秀涓去美国，什么时候回？”又说：“你一个人在家，可能很不好过。”我无言以对。
    同月30日